知青往事：江西农村的根旺大哥，成了她一生难以割舍的牵挂

这段往事是上海知青吴小萍女士讲述的，她说她这一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磨砺，也经历了下岗再就业的考验，人生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难，她都会轻松面对，什么事情对她来说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可唯有一事，却成了她一生难以割舍的牵挂。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吴小萍下乡插队说起。

据吴小萍女士回忆，她是1969年3月17日从闸北车站离开上海的。一路长途跋涉，下了火车坐汽车，历时两天的时间，他们一行六十名上海知青乘坐两辆敞篷卡车，来到了距离南昌四百里路远的峡江县江源大队，吴小萍他们十二名上海知青被分派在江源大队第五生产小队插队落户，临时住在了队部后院的那三间土墙瓦房里。

知青们居住的这个院子里原本有五间瓦屋，靠西边的两间房子不知什么时间坍塌了，剩下的那三间房子还算完好，门窗稍有破损，一间房子里还有烧饭的灶台，十二名（七名女知青，五名男知青）上海知青能够临时居住。

村子里来了上海的插队知青，老表们都很高兴，也都表示热烈欢迎。知青们到来的头一天，老表们就把知青们居住的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房间里也搭建好了床铺，厨房里的灶台上也换上了新买来的大铁锅，就连给知青们烧饭的柴火也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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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知青们做饭的的是一位女社员，四十多岁的年龄，知青们不知道该怎样称呼这位女性，吴小萍就问她：“大妈，我们怎样称呼您合适呀？”“我崽的叔叔姓陈，你们叫我陈大婶也行，叫我陈大妈也行。”就这样，吴小萍带头叫了一声陈大婶，其他知青也都跟着喊陈大婶。

知青们来到江源大队的第二天，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帮知青们挑水来了。陈大婶就指着挑水的那个小伙子对知青们说：“这是我崽（儿子），他叫根旺，二十二岁了。”陈根旺冲大家笑了笑，把两桶水倒进水缸，挑着两只空水桶转身离去了。

细心的吴小萍看清楚了陈根旺的相貌，他个头挺高，浓眉大眼的，就是嘴唇上有个明显的疤瘌，应该是兔唇手术或外伤留下的疤痕。吴小萍虽然很纳闷，但她也不好意思跟陈大婶问这事。

陈大婶看出了吴小萍的心思，她就来到吴小萍身边，跟吴小萍讲述了她家的情况。

原来，陈根旺出生的时候天生唇裂，上唇中间有一个豁口。后来去县医院手术缝合，留下了明显的疤痕。陈根旺三岁那年，陈大婶的男人突发疾病去世，陈大婶成了寡妇，是她一个人含辛茹苦拉扯大了陈根旺。只是因为陈根旺嘴唇的疤痕再加上他没有父亲，二十二岁的陈根旺还没找到对象。

听了陈大婶的讲述，吴小萍和几名女知青都流泪了，大家都很同情陈大婶的不幸遭遇，都觉得她一个人拉扯大了儿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更令人难受的是，偏偏陈根旺又因为天生缺陷，影响到了婚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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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们安顿好吃住的地方，休息了两天，就开始跟着老表们下田干活去了。当时正是春耕备播（插秧）的农忙时节，社员们都在耕田耙地，准备插秧。五队的廖队长看知青对使唤耕牛耕田耙地比较感兴趣，他就让陈根旺教知青们使唤耕牛，手把手教知青们学习耕田耙地。

三月下旬的天气虽然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可打赤脚在水田里待的时间久了，还是给人一种冰冷刺骨的感觉。老表们在水田里虽然也打赤脚，可他们上身都穿着厚外套，有的人还穿着棉衣。

第一天下田干活，吴小萍穿得太单薄，再加上那天风大，冻得她直打哆嗦，嘴唇都发青了。陈根旺看吴小萍冻得瑟瑟发抖，他就脱下自己的夹袄（双层棉布缝制的上衣），披在了吴小萍的身上。那一刻，吴小萍心里暖暖的，她非常感激地说了一声：“谢谢根旺大哥。”

之后的日子里，每天早晨下田劳动之前，陈根旺都会为知青们挑上两担水，有时收工后也帮助知青们推碾子（碾谷子），陈根旺的勤劳善良和热情，给知青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男知青和女知青都很亲切地叫他根旺大哥，陈根旺成了五队知青们的知心大哥哥。

到了四月上旬，水田都耕耙平整了，廖队长开始带领社员们给水田插秧（栽稻苗）。因为当时水温还很低，插秧的社员们要打赤脚下田，大家上身都穿了厚衣服。吴小萍有了之前挨冻的经历，下田插秧时，她穿上了那件很时兴的棉坎肩。

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们都知道，下田插秧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也是一种技术含量较高的农活，廖队长给知青们做了好几次示范，知青们才掌握了插秧的要领：低头弯腰抬头看，保证秧苗一条线。插秧深度掌握好，倒退走路莫摔倒……

刚学会插秧时，吴小萍格外小心，虽然她插秧的速度慢了一些，可她插的秧苗很整齐，真的是一条直线。到了下午，吴小萍觉得自己掌握了要领，手法也熟练了一些，她就加快了插秧的速度。

就在吴小萍为自己的插秧水平感到骄傲时，她往后倒退时脚下好像被什么绊了一下，一个仰八叉倒在了泥水里。离她不远的陈根旺赶忙跑过来，把她从泥水里扶起来。看着浑身沾满了泥水，衣服也湿透了，吴小萍感觉很难为情，呜呜哭了起来。陈根旺赶忙劝说：“回家换一下衣服就行了，哭什么，又没人笑话你。”近前的几位社员也过来劝慰吴小萍。

看看快到收工的时间了，廖队长就让吴小萍提前收工，还安排一名女知青陪着吴小萍一起回家去了。

从田里回到住处，陈大婶看吴小萍的衣服都湿了，不用问她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忙笑着说：“快进屋把湿衣裳换下来，别凉着了。”

等吴小萍换下湿衣服，陈大妈忙给吴小萍倒了一碗热水让她喝下，又帮着把吴小萍换下来的衣服洗干净，晾在院子里的竹竿上，她才忙着给知青们准备晚饭。看着陈大妈像妈妈一样关心照顾自己，吴小萍感动地都流下了眼泪。

要说吴小萍吧，也真算是个倒霉的孩子，吴小萍真是应了那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俗语。第二天下田插秧，吴小萍感觉腿肚子一阵剧烈疼痛，她低头一看，发现一只蚂蝗钻进了她的腿肚子里，外面还露着一小截。吴小萍急忙用手去拽露在外面的蚂蝗，可根本拽不下来。这下吴小萍害怕了，她一屁股坐在泥水里，嗷嗷大哭起来。

听到吴小萍的哭声，社员们都围了过来，廖队长看吴小萍坐在了水田里，赶忙让陈根旺把吴小萍抱到了田埂上。看着那只蚂蝗还露在外面一点点，这下吴小萍更害怕了，她哭得更厉害了。

弄明白了是咋回事，陈根旺赶忙蹲下来，用自己的手掌使劲拍打吴小萍的腿肚子，连续拍打了好多下，那只蚂蝗才慢慢从吴小萍的腿肚子里退出来，像个泥球一样滚落在地上。

看腿肚子在流血，吴小萍哽咽着说：“流血了，好疼的呀……”“不要怕，很快就好了。”陈根旺一边安慰吴小萍一边站起来忙着插秧苗去了。廖队长让围观的社员们都去干活，然后微笑着对抹眼泪的吴小萍说：“你坐在田埂上歇一会吧，过一会就不疼了。”

经过了春耕春种的劳动锻炼，到了七月份双抢（抢收抢种）的最忙时节，吴小萍他们已经渐渐适应了繁重的生产劳动，天天顶着星星下田劳动，迎着月亮收工回家，当时十七岁的吴小萍已经能挑起两篓百斤重的稻谷了，她那时的体重才九十斤。

秋收结束后，队里为知青们修建了几间新房子，成立了知青点，吴小萍他们都搬到知青点居住了。队里虽然不让陈大婶帮知青们做饭了（知青早就学会了做饭），可只要有时间，陈大婶都会到知青点来看望大家，帮知青们缝缝补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陈根旺也常到知青点来，帮知青们挑水，帮知青们劈柴，只要知青们有需要，他都是随叫随到。

农闲时节，吴小萍她们跟着陈大婶学会了搓草绳编草鞋，学会了缝补衣服，女知青们遇到什么为难的事情，第一个就会想到陈大婶，陈大婶就像她们的亲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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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秋后的一天，知青们跟着陈根旺去山上砍柴，准备下山的时候，吴小萍被一根锋利的竹子刺穿了鞋底（解放胶鞋），吴小萍哎哟惨叫一声，蹲在了地上。

听到吴小萍的惨叫声，大家都放下各自挑着的担子，围拢过来询问情况。得知吴小萍被锋利的竹根刺伤了脚，一名女知青赶忙帮吴小萍脱下鞋和袜子，只见她的左脚心已是一片殷红。那名女知青忙掏出衣兜里的手绢，帮吴小萍包扎了伤口，又帮她穿上了袜子和鞋。

大家搀扶着吴小萍站起来，可吴小萍的左脚不敢踩地，一踩地脚心就钻心地疼。看看天色将晚，陈根旺二话没说，背起吴小萍就往山下走，知青们都挑起各自的担子，紧跟在陈根旺的身后。

途中，一名男知青上前替换了陈根旺，他俩轮换着把吴小萍背回了知青点。等村里的赤脚医生给吴小萍处置包扎好了伤口，天色已经黑了下来，陈根旺和两名男知青赶忙往山上跑去，他们砍的柴还在山上呢。

第二天起床后，吴小萍发现自己的左脚肿得很厉害，还是不敢踩地，一名男知青跑着叫来了村医（赤脚医生），村医打开包扎伤口的纱布一看，只见吴小萍的伤口处还在流血水，伤口周边都变成了黑紫色。村医怀疑是伤口感染或者是刺伤吴小萍的竹子有毒，他建议送医院去看一下。

很快，廖队长和陈根旺还有两名知青就把吴小萍送到了离江源大队八里路远的公社卫生院，医院的医生给吴小萍清洗处置了伤口，注射了消炎针剂（抗生素），让她留在医院观察。到了第三天，吴小萍的脚肿得更厉害了，脚面子都变成了紫黑色，连脚脖子和小腿都肿了起来。没办法，只好继续住院治疗。陈根旺问医生，被竹子扎伤了脚，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症状。医生苦笑着摇摇头，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一连在医院住院治疗十多天，吴小萍的伤口才慢慢好转。住院期间，陈大婶几乎天天都往医院跑，给吴小萍送可口的饭菜，关心她的病情，陪她说话聊天。对于陈大婶的关心和爱护，吴小萍非常感激。没想到就那么一点点小伤口，竟然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吴小萍从心里觉得过意不去。

那次从医院回到知青点，陈大婶把吴小萍接到她家住了七八天，直到吴小萍的脚伤彻底痊愈了，才让她回到知青点。

说到这里，吴小萍女士苦笑着说：“我们知青点十二名知青，就我一个倒霉蛋，数我给大家添的麻烦多，那次被竹子刺伤了脚心，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症状出现，至今我也没弄明白到底是咋回事。说句实话，我这个人也是有点矫气，换换别人，肯定比我坚强。”

就这样，吴小萍被陈大婶母子俩给感动了，她也渐渐喜欢上了淳朴善良的根旺大哥。

1974年秋天的一个晚饭后，吴小萍和一名女知青到陈大婶家来串门，刚到房门口，只听陈大婶说道：“根旺，你这都二十六岁了，再讨不到老婆，就得打光棍了，要不我跟吴小萍说一下，看她肯不肯给你做老婆。”“人家是上海来的知青，长得好看还有文化，我哪能配得上人家。再说了，现在知青们都在盼望着招工进城，谁也不想在农村生活一辈子，我宁愿打光棍，也不能害人家。”陈根旺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吴小萍和另一名女知青还是听了个清清楚楚。

听了陈根旺的话，吴小萍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和感动，她暗暗发誓，这辈子就要做根旺大哥的老婆，非他不嫁。

那年年末回上海探亲，吴小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父母，她母亲一听女儿想和江西农民结婚，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在了吴小萍的脸上，并撂下狠话说：“你要敢和一个农民结婚，我就敢打断你的双腿。”吴小萍的父亲也说：“看不见别人都在想办法回城呀，你疯掉了，咋会想到要在农村结婚呀？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那次从上海探亲回来，吴小萍纠结了好久，她还是放弃了和陈根旺结婚的打算。一是她不想让父母伤心，二是农村的生活确实很苦，她也盼望着早日回城。

1976年夏天，吴小萍被招聘到公社工作，虽然是以农代干，但不用下田劳动了，月月能领工资，还有转正的希望。吴小萍去公社工作的那天，她无意中听到了廖队长和陈根旺的对话：“根旺，我想着办法让你和吴小萍多接触，给你创造了很多机会，你是个木头人啊，人家吴小萍去公社工作了，你就等着打光棍吧。”“队长，我不能那样做，那样会害了吴小萍的。再说了，我年龄大，没文化，嘴上还有疤瘌，我根本配不上人家。”陈根旺的话再一次让吴小萍感到温暖和愧疚。

在公社当了两年多的文教干部，吴小萍也没能转正，1978年秋天，她回到了上海，招工到毛纺厂工作，终于从农村回到了城里，又转成了上海城市户籍。

离开江源大队的那天，吴小萍把自己的行李箱（樟木箱子）和一应生活用品都送给了陈大婶家，她还把二十块钱偷偷放在了那个崭新的搪瓷茶缸里（在公社工作期间发的奖品）。那天吃过早饭，陈根旺背着吴小萍的那个大提包，一直把她送到公社汽车站。汽车行驶了很远，陈根旺还站在汽车站门口朝吴小萍挥手致意。那一刻，吴小萍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回到上海的第二年初冬，吴小萍接到了陈根旺的来信，陈根旺说他和一队的廖秋英结婚了，是廖队长做的媒。听到这个消息，吴小萍心里说不出是忧还是喜。那个廖秋英吴小萍熟悉，是个寡妇不说，还带着一个五岁的男孩。这也没什么，最关键的是廖秋英是个傻子，那个孩子都五岁了，除了吃以外，其他的啥也不知道，也是个智障。

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吴小萍给陈根旺寄去了三十块钱，还有一身的卡布料做的中山装。那年年末，吴小萍也结婚了，后来有了孩子，家里的经济也不宽裕，她就没再给陈根旺寄过钱。

1999年春天，吴小萍下岗了，下岗失业后她没有沉沦，在农贸市场卖了一年菜，后来和几个好姐妹创办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家政服务公司，一步步发展壮大，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开了分公司，也有了可观的收入。逢年过节，她都会想着给江西的陈根旺寄一点钱。

2019年春天，吴小萍和当年一起在江西插队落户的几位老同学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了乡亲们。到了那里才知道，陈根旺的母亲早就去世了，他的婆娘廖秋英多年前也死了，陈根旺和他的继子一起生活，住房蛮漂亮，就是家里弄得乱糟糟的，根本就不像个样子。陈根旺的继子啥也不会干，下田干活，陈根旺要用一根绳子牵着他，生怕他跑丢了或出现意外。

看到那一幕，吴小萍哭了，她哽咽着说：“根旺大哥，每次打电话你都说过得很好，大婶和嫂子都不在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已经给你添了很多麻烦，实在不能再让你操心了。现在我爷俩都有低保，有责任田，生活上没有困难，你不要牵挂我们。村干部想让我把崽崽（继子）送养老院，我不放心，不想让他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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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从江西回到上海，吴小萍心里难受了很久，自己虽然能给根旺大哥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可他的生活没有人照顾啊。前段时间听说根旺大哥和他的继子去了养老院，吴小萍很高兴。可过了没几天再打电话，陈根旺说他不习惯养老院里的生活，又带着他继子回家了。

讲述完自己的知青往事和生活经历，吴小萍很难受，她说生活在江西农村的根旺大哥，成了她今生难以割舍的牵挂，她准备再去一趟江西，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能让根旺大哥父子俩的生活得到改善和保障。根旺大哥晚年能生活的幸福，是吴小萍女生最大的心愿。

作者：草根作家

发布于：天津市